震后重建给文化留一席之地松滋

震后重建：给文化留一席之地

6月4日消息：芦山地震已经过去一个多月，人们在经历抢救生命的非常时期之后，安置灾民的重点已由过渡安置房建设转为永久性住房建设，紧锣密鼓的规划编制工作让人们开始对灾后如何重建展开深入的思考。

重建人文精神的契机

地震是一次区域的“系统重启”，也许，“重新开机”之后会有“升级提示”。迎着灾难再出发，不仅是建筑的重生，也是文化的重振。

著名筑学家、北京古代建筑研究院所长马炳坚认为，建筑是人类创造的最具文化表现力的器物。生活在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们，创造了不同文化特色的建筑。建筑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密不可分，它服务于人类，反过来又对人们的思想、观念、生活习俗起到教化和濡染的作用。

然而，纵观今日之中华大地，具有中国民族风格和地域特色的建筑寥寥无几，毫无特色的所谓“国际风格”建筑充斥中国的每个城市。中华建筑文化在城乡建设领域逐渐消失。中国在复兴中华文化的过程中，应当如何复兴中华建筑文化已成为摆在全国人民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

“地震灾难既然已经发生，我们就应该勇敢地面对。对于建筑文化来讲，这是一个契机，如果把握得当，雅安将成为灾后文化重建的标杆。”马炳坚认为，“地震在一定意义上是对中国千城一面现状的一种戏谑。”

唐山和汶川 两个典型

事实上，每一次地震不仅是给灾区人民带来了巨大伤害，也是建筑群落及文化接受严峻考验的时刻。

1976年的唐山地震和2008年的汶川地震，震后不同的重建态度让建筑文化得到了不同的延续。

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把百年工业城市夷为平地。唐山地震后96%的房屋倒塌，未塌的也损坏严重。唐山灾后城市恢复重建不仅体现了高速度、高质量，也体现了以人为本的重建宗旨。尽管唐山后来获得了由联合国颁发的人居荣誉奖，但有专家表示：“没有对地震遗址实行完整保护，给我们留下了遗憾。”

“新汶川一定要规划好，用当地民族特色形式建新屋。” 在汶川地震发生不久之后举行的一次研讨会上，北京大学教授河山表示，汶川重建，不能丢掉民族传统与特色。他建议另建一座有传统民居特色的汶川城。“前年我到唐山，那里只保留了两座倒塌的楼房，面积太小了。”他说。

五年过去了，在汶川地震的文化重建中，人们不仅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上交出了世界级的答卷，而且民居建筑的设计水平大幅提升，复原了众多富有传统文化特色的民居建筑。一批独具藏羌文化特色的魅力乡镇、旅游精品村寨和幸福美丽家园在藏羌文化走廊上形成了一道道靓丽的人文风景，展现了山水田园风光，突出了地域民族特色。

从2008年1月1日开始施行的《城乡规划法》是汶川实现文化重生的重要推动力。其中，第四条明确规定，制定和实施城乡规划，应当遵循城乡统筹、合理布局、节约土地、集约发展和先规划后建设的原则，改善生态环境，促进资源、能源节约和综合利用，保护耕地等自然资源和历史文化遗产，保持地方特色、民族特色和传统风貌。马炳坚认为，这反映出国家对民族文化的重视程度。

民族特色与抗震设计两不误

“民族建筑文化不是老古董，不代表愚昧落后，其‘师法自然’的生态理念值得在重建过程中借鉴。”马炳坚表示，“建筑是人类为居住和相关社会活动而创造的一种特殊器物，它是本土生长出来的，也是民族文化和地域文化的结晶和载体。”

不同的地区、不同民族的建筑凝聚着这些地区和民族的文化智慧。“这次芦山地震，殃及四川腹地的多个县和乡镇，很多都是少数民族聚居区。此次灾后重建，更应该关注建筑的民族特色、地方特色和传统风貌的复原问题。”

文化如水，润物无声。文化是流淌在一个民族肌体里无处不在的软实力，也是让灾难成为社会进步的动力。之所以强调把传统文化与重建家园结合起来，是因为中国的传统木结构建筑是世界上抗震性能最好的建筑之一。

“在目前公认的抗震性能较好的钢筋混凝土建筑、钢结构建筑、传统木结构建筑当中，根据我国目前的国情，选择大量建造钢结构建筑可能性较小，而木结构建筑又兼有抗震和体现民族特色的双重优点，对于广大农村、中小城镇尤其合适。”马炳坚表示，“在采用钢筋混凝土结构建造较大型公共建筑时，应注意采用一些传统建筑符号来体现民族特色和地域特色，以实现人文环境与自然环境的高度和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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